记忆丨蔡晓鹏：我的农民与工人生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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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忆丨蔡晓鹏：我的农民与工人生涯

蔡晓鹏新三届 2019-08-28

作者简介

蔡晓鹏，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，1982年分配到商业部，后调农口，杜润生门下弟子，曾任职中央农研室、农业部。现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，北京金百瑞集团董事长。

原题

布衣春秋

（节选）

作者 | 蔡晓鹏

上山下乡

我是1968年12月26日那天离家，下乡插队的。那天是毛主席诞辰，大雪纷飞，奇寒。我一个人背着行李，先爬上合肥去裕溪口的煤车，再从裕溪口过江到芜湖坐客轮到上海。这比直接坐火车，可节约几块钱。冬天坐在煤车顶上，满头满身是雪花、煤灰，车停停开开，大约6、7个小时，又湿又冻又脏。到芜湖后，船票很难买。幸亏P派红卫兵领袖，安师大程正伟的夫人盛爱莲分在客轮公司当调度，帮我买到了三等仓的便宜票。候船期间，又在公司职工澡堂洗了个澡，喝碗热面条汤，才慢慢缓过来。

我下乡前有两个选择：一是和同学们一起，自由组合，到安徽指定农村插队；二是投亲靠友，回老家。我选择了回上海南汇的老家，这主要出于生计考量。老家的经济远比安徽发达，我要去的南汇县书院公社中久大队，又是上海学大寨的先进典型、渔米之乡。而且，有奶奶、叔叔、姑姑等亲人照应，可解人生地不熟之困。

我本来有机会争取留城就业的名额，但要等待。那时我老妈和全院一百多个“牛鬼蛇神”被关进军代表和造反派私设的“劳改营”（牛棚），实行“群众专政”。他们都睡在水泥地上，冬天也只准铺层草；每天半天强迫劳动，半天批斗、写交待；每天伙食只限0·3元。他们的工资全停发了，每人每月只发10元生活费。那时候我妹妹蔡宁娜才8岁，老妈被关押后，我俩相依为命。

如果我下放，根据当时政策，则有换回我老妈临时照顾小妹的可能。我和驻院军代表和造反派，谈了多次，都被蛮横拒绝。后来我直接去找了市军管会主任郝一针。我说“要么放我妈回家，要么把我妹也关进去。不解决，我不下乡。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责任，谁负？”郝政委也认为，把9岁女童关“牛棚”太不人道，就帮了我一忙。双方谈判的妥协结果：“群众专政”不解除，但可早出晚归。我下乡前一天，终于被批准在“专政大队”监视下见老妈一面。老妈表面很平静地说：“你不要担心我，要相信党、相信群众；你要听毛主席话，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！”我下乡之日，也是我老妈回家之时。想到这一点，下乡再苦再累也值了。

我在老家插队一年后，从“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”，啥活都不会干的城里学生，磨练成能插秧、犁田、养猪、烧砖、拉纤、撑船、盖房子、捕鱼、挑重担的壮劳力。一开始，给我的工分和老人一样，每天只有6分，后来就长到和一等壮劳力一样，每天10分工。我们那里还有特等劳力，每天十二分，但这个级别只有几个最精壮的、且有技术特长的壮年农民可得。队里每月民主评议一次，大家根据每个人的表现，用不计名投票方式核定每人工分，程序算比较公平。

我们最苦的活，是到海塘挑芦苇捆，200多斤，草鞋粗布袜，在满地芦苇茬的泥浆滩地，不能停顿，一口气挑20多里。每走一步都眼冒金花，脚板被芦苇茬扎得奇痛无比。

最危险的活，是从土砖窑内挑出热砖来，再挑到船上。在窑内，脚下踩的是悬空结构的约20公分宽的桥板，两边是还在冒烟的红砖，闪下去非死即伤。出窑后再挑砖上船，桥板一头在岸上，一头在船上，一走一晃，稍不慎失足，落水还好，跌进船仓，也非死即伤。

最熬人的活，是冬天背船拉纤，从乡下到上海杨浦区的上钢五厂，一天拉几十里水路。真是餐风沐雪，饥肠辘辘。

不过江南水多鱼多虾多，我们队还有桃园，有捕鱼队、水泥加工场、塑胶加工厂。家里养羊、养鸡，有一分自留地种菜。队内分水蜜桃，折5分钱1斤计价；分的小黃鱼、梭子蟹，折2毛钱一斤计价。农民不爱吃机器粮，水稻脱壳，高粱、小麦磨面都是纯手工。因我们那里是全国产棉区，每人每年还可分到几斤棉花。妇女自己纺线、染纱、织布，或作新衣，或积存起来。嫁女儿时，谁陪嫁的老布匹数多，谁家就光彩。

我们那个村只有大队部可用柴油机自发电。村里没有井，没有自来水。家家门前有河渠，淘米、洗菜、涮马桶、洗衣服都在一条河里。河水是咸的，因靠海近有倒灌，水是海水和淡水的混合体。每家在河渠边有个小小石码头，妇女在河边用木棒捶洗衣服，极少用肥皂。家家厕所是口大粪缸，粪肥上交，可折工分。便后不用纸，用破布头，实在太脏了，就到河里涮涮再用。

那里可以说一切都很原生态，但不卫生。冬天海滨湿冷，但没有取暖习俗；夏天闷热、蚊蝇很多，蚊帐一定是必备的。海滩上长有一种刚草，发红，韧性好。人人都自己打草鞋，防滑透气，关键是不花钱。其实村里的妇女最辛苦，也最勤劳。她们干农活，管自留地，做全部家务，还带孩子，一有空就纺纱、织布。我奶奶80多了，也天天纺纱织布，这已成当地妇女们的生活习惯，谁都停不下来。

这里的民宅，都是砖瓦结构，独立住宅，一家家相隔很远。夏天相互串门，要远远就喊：“XX在家吗”？因老家风俗，已婚妇女夏天都不穿上衣，有外来人，才进屋暂避。当然关系非常熟悉的，也不回避。

我下乡头年，收获不小。先是入了团，政治上进步了一个台阶；年终分配，我出勤满工300多天，分了400多元。扣除实物支付，净分现金320元。算算收入比城里二级工还高。

我们的大队书记韩妙艮，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标兵，兼任南汇县委副书记、上海市委委员，对我非常关照。他一回村，就找我去谈天聊地。韩书记是那种既能带头苦干，又能关注农民切身利益，作风踏实朴素、亲和力极强的带头人。他群众威信很高，有焦裕禄之风，是那个年代真正的共产党员。

我当时是韩书记的主要笔杆子之一。他很有个性，总嫌县革委会的笔杆子们代写的报告稿“假大空”，不切实际。他的经验总结、演讲报告、大会指示，就常找我代笔。我出手快，又知己知彼，配合默契。他用我的提纲讲起来也很顺。那时候给领导代笔，好写又不好写。说好写，文风一律程式化的“穿靴戴帽、当中实货”；说不好写，是当中这一段既要有干货，有说服力，有领导个性，又要符合大形势，不出格。

我根据中久大队的实践经验，给韩书记定制了对外宣传的一个三十五字的纲目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就是：“以阶级斗争为纲，艰苦奋斗、团结一致、粮棉挂帅、科学种田、因地制宜、全面发展、按劳分配”。在各纲目下，内容随机变化；不同场合，可讲不同重点。在纲目框架内自由发挥，既生动丰富，又不出格。把握两条底线：讲政治，要理论联系合实际，言之有物；讲生产，要有科学依据，不出洋相。为写出各方面满意的提纲讲稿，我也是真下功夫，一头扎在基层走访、调研，搜集一手数据、事例；一头搜集并参照上海和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典型的宣传资料，还要阅读各类农业科普书籍，有机会再去各地先进农村考察参观一下。这一段代笔经验的积累，让我终生受用。

但我还是萌生了去意。动因之一是家乡亲友们对我太厚爱，奶奶、姑姑、叔叔们，老张罗要给我“盖新房、讨媳妇”。但我无心久留，恐负了亲人的好意。韩书记也希望我留下，暗示有机会可借调到县革委会写作班子。但考虑再三，我最后还是离开了。

转战太平

1971年春天，我转迁到安徽皖东滁县地区嘉山县石坝公社太平大队。滁县分两大片区：南片区条件较好，是当地的富区；北片区包括定远、凤阳、嘉山县，农业生产条件极差，是全省的贫困区。定远县是李克强的故乡。凤阳出了个朱元璋，十年九荒，以“大包干”发源地出名的小岗村，就在凤阳。“凤阳花鼓”是这一带有数百年传统的民间乞讨形式。嘉山县则是汪道涵的老家。滁县地区的大部，抗战时期属淮南抗日根据地，新四军二师的地盘，是离华中日军司令部和汪伪大本营——南京最近的中共抗日根据地。

石坝公社太平大队是嘉山最穷的大队之一，为省委书记宋佩璋亲自蹲点的重点帮扶点。宋佩璋不可能亲自蹲点，就钦点省红代会副主任、省革委会委员、团省委副书记、政治新星程正伟，挂职嘉山县革委会副主任，代表省革委会和他本人，率“农业学大寨工作组”，进驻太平大队。

红卫兵领袖出身的程正伟热情很高，决心很大，但不懂经济，更不懂农业，是其致命短板。他极富理想主义色彩，想组织一批上海知青，走毛主席“五七指示”的路，把知青培养成为他在太平实现“改天换地”理想的突击力量。省里批准调给他50多名上海知青。我是老知青，又是上海人，是他心目中凝聚上海知青的最佳人选，没有第二。他三顾茅庐，把我给忽悠过去了。

我一开始就认定这个“乌托邦”计划的成功概率不到百分之一。程正伟则坦言：“为了打鬼，借助钟魁”。我的真实想法，也是想借宋佩章挂帅、省委工作组这个有利平台，做出些不凡业绩，增加我取得“共产党员”政治资本的表现积累。

一到农村实际，我和程正伟在抓哪个“牛鼻子”上，就是两股劲。他强调：“政治路线决定一切”，以“狠抓阶级斗争”为突破口，天天“突出政治”，给农民讲“阶级敌人是屋檐下的洋葱，皮焦肉烂心不死”，以及“为革命种田”、“解放天下受苦人”的大道理。老百姓背后说，“老程真能讲!死人都讲得活！天天讲解放全世界受苦人，就是不讲讲怎么解放我们这样的受苦人！”他们省里工作组还有另外两个下放干部：省文联的刘天明、省农业厅行政处长老许。

老程（右一）在“指点江山”

我认为“穷根子”不在老百姓不搞阶级斗争，而是缺少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能力和条件。三大实践，两大实践是短板。如何发展生产力，这方面有许多实实在在的事，但需扎扎实实从小处做起。

我所在的张猫小队，每天十分工，总共折合8分钱。一个整劳力，全年出勤300个工，总收入24元！扣除口粮款，每年还亏空一大块。全村穷到啥状态呢？论房，全是土坯草房；论门窗，全村就民办教师一家有扇木板旧门，其它全是高粱秆编的门；论床，全村也仅民办教师家有一张木床，其它全是土坯垒的芦席草铺；论家具，全村只有一个木箱，一架木柜。农民储物，在墙上挖个土洞就装东西；论吃，终年半饥半饱，主食是玉米糊糊+红薯；红薯面饼、贴玉米饼是敬上宾的好饭。不要说鸡、鸭、鱼、肉，平常连蔬菜也吃不上。

我刚去时，一度寄食在生产队长家。半年没有一点油水，全家十来口，半碗生辣椒、大蒜捣碎，搅上半碗大粒炒盐，用筷子头，沾上一、二滴菜油，这碗盐菜就是全家全天的主菜。一年也吃不上个炒鸡蛋、炒青菜。卖鸡蛋，是每个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：油、盐、酱、醋、粮、烟、酒、针线，穿衣上学、点灯治病，全指望鸡屁股的这点财富。但鸡也限制饲养，每人不准超过一只；超过了限数的鸡，叫“资本主义鸡”，要被“共产主义”——即被大队干部没收当夜宵。

“共产鸡”的理由很荒唐，说是不准“资本主义鸡”吃“社会主义稻”。村里没有电，没有机械，没有井水。吃水、用水要到几里外的土水库挑。每到冬闲，多半人拉家带口出去讨食。外出讨来食物，用水冲冲，捏成团，晒干，带回家以度“春饥”。

队长家腾出猪圈给我当宿舍，恶臭。臭虫、跳蚤、蚊子、苍蝇成堆，我买了一大瓶“敌敌畏”和几斤六六粉，才驱灭。冬天，一出太阳，全村人都脱了衣服抓虱子。

这年开春，我问生产队长，你今年最大愿望是啥？他说：“如果丰收了，生产队请全村爷们吃顿大馍、喝顿大酒！”生产队副队长说：“我十年没吃过鸡了。我就盼头今年8月15能就着炒小公鸡，抽飞马烟，喝明光大曲。死了也值！”

张猫村只有两个“四类分子”。一个富农，是个田姓老太太。一调查，老男人们都偷偷笑。说当年老太太是城里人下嫁，也风光过；后来老公抽鸦片，把家败了，抽死了。剩下三亩薄田，老太太干不了农活，就和村里男人睡，有两个光棍轮流“拉边套”。白天谁干活，晚上谁进屋吃喝睡觉。老太太土改时，徐娘半老，尚有几分姿色。土改队长要硬睡，老太太不干。于是，领导就说她雇长工，被定为富农成分。还有一个“刑满释放坏分子”，姓陈。1960年偷了生产队四捆牛草，卖了5元钱，被定为“盗窃集体财产”罪，判到巢湖附近的白湖农场劳改三年。他说：“当时幸亏我被判进去了，虽让我耕田很累，但有口饭吃。要留在村里，我早就饿死了。我真心实意感激政府，是政府救了我一条命！”

我向工作组汇报，要说是这两个“四类分子”搞阶级破坏，把生产队弄穷了？太扯！不要说批斗，就是把他俩全整死了，全村没有一个阶级敌人了，老百姓也不可能因此吃饱肚子啊。

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“忆苦思甜”，让知青接受再教育。唱“天上布满星，月亮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受苦人把冤申；万恶的旧社会……”然后上来一个张姓贫农，张口就说那几年大饥荒，我家饿死了谁谁谁，真苦啊！一问，哪年的事？1960年。大队书记老卞说：滚！只能说解放前受地主老财的“苦”！贫农说：咱这一片没有地主老财，有土匪！老卞说：那就说说受土匪的“苦”吧？一位老中农说：那时候我家有两头牛，每年打菜油两大缸，水稻二十来担。就怕土匪抢，家里不敢藏，都藏在野地里。为躲土匪，冬天不敢回家。后来，买了枪搞联防，才敢回家睡觉。老卞问：这不是说明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吗？农民们说：“是，新社会没土匪，好。”大伙又七嘴八舌起哄：“这年头，土匪也早饿死了！旧社会农民家里，还有东西可抢；现在老百姓穷得光想当土匪，就是没啥可抢的！”

如此忆苦思甜大会，那些上海知青们，想笑不敢笑。我小学时，也遇到过此类适得其反的“忆苦思甜”。1960年，学校组织到省博物馆参观模拟的淮南煤矿“万人坑”，吃“忆苦饭”——玉米面和野菜做的窝头。那是大饥荒的时候，老百姓的孩子们平常在家哪能吃上这么好的食物啊，个个狼吞虎咽。老师问：“窝头难吃不”？孩子们答：“好吃！还要！”……

脱贫之道

张猫队的状况已经够呛了吧，但还不是最穷的。最穷的牛郢小队，每天工分值1分6厘。要改变这么极穷极贫的状况，光想着靠“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”这种招，显然行不通。

根据毛主席“实践论”、“矛盾论”的分析方法，做出正确认知必须有几个条件：一、调查研究、实事求是，从实践中来，到实践中去；二、正确把握内外因关系，三、分析并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；四、重要的不仅是认识世界，而是如何改造世界。

我对太平大队调查研究后，分析结论如下：太平大队落后的主要制约条件，一是自然条件差，土层浅、肥力差、水利设施严重不足。二是各类种养殖结构不合理；三是生产手段落后，与几千年传统耕作方式相比，没有质的变化；四是缺乏改善生产的条件技术和资金能力；五是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，由于劳、收比例失调，缺乏主动性。

针对上述几大因素，我提出把调整种养殖结构，作为快速提高农民收入的首要突破口。

首先，调整稻、棉与旱粮的种植比例。压稻压棉，扩大旱粮（小麦、红薯、土豆、绿豆、红豆、黄豆）的比例。这可以解决两大矛盾：一水源有限，稻田与旱粮争水严重。二当地土壤属粘性，PH值偏酸，不适合棉花生长。棉花产量极低，亩产不到6斤，产值10元左右；若改种旱作物，亩产值可提高到100元。计算下来，调整种植结构一项，农民可增收10倍，日均工分值从平均8分，跃至0·8元。

其次，大力发展草食畜禽业（兔、豚鼠、鹅、羊）。太平大队向东、向东南有两大隔离封闭区：省麻疯病院及隔离区、南京军区军马场隔离区。这两大隔离区内的荒丘、荒山多达万亩，牧草资源丰富。我和省麻疯病院领导和军马场领导谈妥，允许我队有组织进驻搞草食畜禽业，每年只象征性收点费用，还可以用畜禽实物折抵。当时一只兔可卖2·5元，一只豚鼠可卖2元，一只鹅可卖3元，一只山羊可卖10元，自由市场需求旺盛。

而种一亩水稻，亩产800斤，国家收购价8元/100斤，总收入64元，扣除种子、农药、肥料，纯收入不到40元/亩。而且水田资源极为有限，提高单产、总产都不易。如果兔、鼠、鹅、羊副业的收入大幅增长，还有大量粪肥还田，可提高种植产量。我预算每个生产队养2000只鹅，5000只兔鼠，100只羊，可使每年生产队可分配收入，从1000元增加到1万5以上。仅此一项每户每年可增收200元左右，农民收入可以翻10倍以上，生存状态将有较大改善。若利用荒地植桑，还可搞蚕业，供销社收购。

但这个调整方案，没有得到上级支持。上级认为，稻、棉是国家计划制征购产品，只能增量，不能减产；搞草畜禽副业，上自由市场，是助长农民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。非但不能大规模集体搞，还要进一步限制农民家庭搞。至于可否植桑养蚕，要上级省里批，但从此就没有下文了。

当时安徽农村政策比上海“左”得多，管得很“死”。不仅农民没有自主权，生产队、大队、甚至人民公社这一级，都没有自主决定权。生产什么，卖给谁，留给农民多少？都有强制行的计划指标，谁不执行到位，就要以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为名组织批斗，轻则没收重罚，重则吊打、关押、判刑。民兵到处设卡，发现谁做买卖，就抓人抢东西，比今天的城管要凶狠百倍。

这一年，我尽了最大努力，只为农民做了几件事。一是弄了台柴油抽水机，使部分旱田有了灌溉条件；二是我自学了繁菌技术，通过薄膜育苗移栽和生物菌肥运用，使棉花单产从几斤跃升至50多斤，放了颗“卫星”。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有了余棉分配，家家添置了床新棉被。三是组织知青和农民去“隔离区”砍秋草。每家二大车，到县城每车可卖50元。四是组织农民冬天上水利工程挖方。国家虽不给钱，但按土石方的量有口粮配给。有了水利活和口粮配给，农民就不用外出讨饭了。

到了秋天，上海知青来到太平，多是十六、七岁的女学生。说是高中生，文革开始时才是小学五、六年级的“红小兵”，所学文化知识不到初一水平。我们小队这时也有了“知青点”，我们点上有八位男知青。别说干活，光让他们学会挑水、烧柴灶，做熟饭、菜就费了不少功夫。上海知青流行唱些“知青之歌”、爱看手抄本，不如安徽的知青吃苦耐劳。

太平大队的知青，于1972年

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，政治形势剧变。一批当权的军人下台了，一批“黑帮”解放了。“黑帮”们一解放，就找关系，走后门，把散在农村的子女们，或安插进军队，或调回城，更多的成为大学“工农兵”学员。一中校友中高干子女多，沾光的更多。所以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，又加上个“批走后门”。结果后门没封住，脱离农村的各种前门之路也被“咸鱼翻身”的红色贵族后代们和造反新贵们挤破。普通广大知青已沦为“无权、无势、无门路”的“咸鱼”，知青们曾经的所谓光荣感，随着阶层权利差别所导致的知青群体在城乡、在体制内外的大分化，已逐步走向沮丧、失落。

1972年夏天，十二军副政委、省委书记宋佩章到太平大队考察，在我们知青点召开知青座谈会。宋书记从天上到地下，侃侃而谈，鼓励知青要有“九天揽月，五洋捉鳖”的雄心壮志，要永当“革命螺丝钉”，要有“为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”的决心。但谈话中对如何解决贫困点以及农村的经济发展，却没有什么实际对策。我一边听，心里想：蒙谁呢！你那么多子女，咋都不当螺丝钉？怎么一个也不在农村插队？这帮子所谓革命领导，真他妈的个个是两面派！！

不过宋佩章之行，给程正伟打了一剂强心针，他决心要坚持下去，大干一场。但我已看得很明白：不改变发展思路，不调整农村政策，不把满足农民现实经济利益需求放在压倒一切的第一位，靠空喊政治口号，哪怕再喊一百年，也无济于事。当年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是两大国家政策枷锁：一是统购统销的低价格、高指标，压得农民喘不过气。如太平大队种的稻、麦，农民一斤也不让分，全部上交折实物税，这比历代地主、封建王朝、国民政府、日伪政府的盘剥、抢掠更甚。二是以消灭资本主义萌芽为由，竭力限制农民个体和集体经济在计划统购外的一切发展空间。所谓农村阶级斗争，主要目的就是维护这两大枷锁对农民自主发展权的控制、打压。这是政治大势，不是基层可以“自我解放”的。

长袖初舞

我与嘉山县领导的人脉还不错。县委书记肖华，是原省公安厅副厅长；县委副书记曾平的老公江厥城，也是省公安厅副厅长，当时被打倒闲居嘉山。他们是我父母的故旧，两个女儿江黎、江舒和我是一中的同学。我去县城，就去他们的住所吃个便饭，聊个天，给老妈打个长途电话，倒也平常。有天，在肖华家，我给老妈打电话。老妈当时已解放，没安排工作，在家养病。当时省立医院的新人造反上位了，就动员下台的老干部和老医务人员下乡。于是老妈主动申请下乡，初选了来安县的龙山公社，原因是抗战时期她在这一带战斗过。老妈电话嘱咐我，让我先去踩踩点，有啥情况和需要可早做准备。

我在来安县没有熟人。先去滁县地委找了我父亲老部下陈作霖书记（后来当了中纪委常务副书记）。他打了电话，让我去找来安县曹县长，原来省林业厅的下放干部。曹县长很给面，给龙山公社江书记打了电话，说是地委陈书记交待的事，派了部吉普车送我过去。

到龙山公社，公社党委班子不知我是哪路“尊神”，很隆重地摆了酒席。龙山公社医院，院长姓曹，是外科医生。这个医院只有医专毕业的医生两名，医士、护士三名。龙山公社党委，想借省立医院老医务人员“被”下放之机，大大提升医院水平。于是托我转告老妈，想法多动员几位高明医师到龙山。老妈很认真，动员了她在“牛棚”的几位难友，同她一起下放到龙山医院来。

这几位医师，有省医妇产科主任储成敏，省医内科陈副主任、中医科主治大夫许仲景。他们解放前在国民政府、国军医院从过医。储当过“国大代表”，陆和许是上校军医，虽个个精通医术，但当时都戴着国民党“残渣余孽”的帽子，在省医劳动改造，不让执医。到了乡村医院后，他们重新受到尊重，有了处方权，更受到患者们的热爱和崇拜，积极性很高。许老中医，尤善疑难病症，真有“妙手回春”的绝招。男性死精子、三叉神经痛、习惯性打喷嚏（过敏性鼻炎）、面瘫这类西医无解之症，都是一剂治愈。当时规定，公费转院到省里诊治，必须由地区人民医院开转院手续，一般人都开不出来。恰好院长钟立明是抗战时老妈在七师卫生所的护理员，这样，找老妈求医的人很多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”，龙山公社医院聚集了几位省级名医后，名声远播。县里、邻县、地区的头头脑脑们，自己或亲属有病常往这儿跑，或者派车请专家上门会诊。“龙山医院”，成为地方各界人士云集的热点。老妈还义务去中学代英文课，抽选知青，给每个大队培训一名赤脚医生、设医务站；在每个生产队培训一名卫生员、配急救箱。成了那个时代的“NGO”。滁县地区的一些新四军老战友，不论台上台下，凡到来安，必到龙山。一来看看老妈，二来看看病。

龙山公社还想借老妈的人际资源，多做一些事，尤其是沟通上层政界的关系。但老妈原则是除了“寻医问药”，其它事一概不过问。

龙山公社党委转而动员我以照顾母亲为由，转迁龙山。党委江书记找我谈了几次，大致意思是让我转龙山后，协助党委做三件事：一是配合公社批林批孔运动，编写宣讲批判文稿；二是想办法为公社的社办企业“合金刀具厂”，解决废旧原材料来源和产品定向销路。三是有需要时，为公社跑“公关”，沟通与上级政府各部门的关系。公社党委承诺的条件是：一、一年后有招工、招生指标，优先推荐；二、如果表现突出，两年内解决入党问题。后一条，当时对我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。

1972年11月，我转迁到滁县地区来安县公社桃园大队。这个大队靠近山地水库，水田多，养猪多，比较富裕，劳动力日均的工分值达到1元左右。我平时食宿在老乡家，与太平大队相比，生活条件好多了。我每月在生产队干活约20天，到公社帮忙约10天，半脱产，比较特殊。

我的活动范围，也从以生产队为中心，转到以公社为中心，空间和平台大多了。我下放龙山公社这两年，除了地里干活、编文稿耍笔杆、跑“公关”，包括陪同公社、区、县、地部门领导到省立医院看病、住院，也做成了几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实事。

一是为“合金刀具厂”攻克了废旧材料采购和产品定向销售两大难关。废旧料来源是通过关系，找到安徽舒城晓天兵工厂的军代表，他当过我父亲警卫员史大昌（舒城茶厂厂长、书记）的警卫员，经他特批解决了废旧料的问题。公社党委特批，要送给军代表一块“英纳格”手表，这是我第一次为公“行贿”。产品的销路，是通过省经委主任、我父亲当年的助手倪则耕出面，把刀具厂的产品纳入了省机床厂刀具采购目录。

这个小厂当年就赚了10来万元。当时全公社含干部工资在内的行政经费每年还不过１万元！用这个厂赚的钱，公社买了柴油发电机，办公室、医院、工厂开始有了电；建了“户户通”的有线广播站，政令即时下达通畅；公社还买了部东方红四轮拖拉机，不时地载人、拉货，也耕田，都有点额外收入，可补贴公社的行政招待费。公社领导集体上县城开会，也有了“坐骑”。

二是找地区分管农业、水利的杨副主任，增批下了两年冬天水利工程任务指标。上水利工程，可按土方量下拨“水利粮”；“以劳换粮”，对农村冬天闲置劳力很有吸引力，当时指标确是“僧多粥少”。

最出彩的是1974年夏天，我为公社搞到了100吨日本尿素。日本尿素当年是最紧俏的国营农资。这一年春旱，玉米长势差，如夏季不用化肥补势，秋粮的大减产就难以逆转了。可是县里、地区的化肥指标早就用完了。公社急需30吨化肥救灾，就让我到上海去想想办法。我找到上海财贸办主管的副主任张锡理，他是我家世交盛慕莱烈士的女婿。他说，上海每年储备一批准备调剂全国灾区的日本尿素，但做计划只对省级，不对基层。我又找到父母老战友，安徽省驻沪办主任、物资局副局长沈君常叔叔商量，上报省革委会主管农业的王光宇副主任，让省革委会出公函，以安徽受重大水灾为由，向上海市革委会求援。

为化肥奔波期间，摄于上海豫园

然后，我又找到上海分管经济的市委书记马天水，他和老爸在上海工作时相熟，他还真给批了，一下子给了整整2000吨！听到这个消息，省、地、县三级供销社都要抢这个蛋糕，纷纷派人跑到上海找我和驻沪办事处。我向驻沪办事处提出我的配额条件，其余由其处置。最后协调的结果，给滁县地区500吨，指定来安县调拨200吨，其中带帽给龙山公社100吨。给我的奖励是，给我所在的桃园大队调拨了20吨。这批化肥及时下拨，对当地秋粮丰收起了决定性作用。桃园大队许多农民，用使用过的尼龙化肥袋做了套头衫。老百姓兴高采烈，编了顺口溜：桃园一大怪，男女化肥袋；前头是日本，后头是尿素。

当年风气好，办这么大件事，只在上海新亚饭店办了桌酒席，谢请安徽驻沪办、上海财贸办的负责人，一共花费20元。不过那时20元一席已极为丰盛，今天5000元也不一定能拿下。这笔钱也是我自费，从每天10元包干的差旅、住宿、伙补、交际费中扣下来的。颇有意思的是，服务员边服务边说：“要节约闹革命”。

我兑现了对龙山公社的承诺，还意外立了奇功，成了省、地、县政府和供销系统的传奇名人。龙山公社党委也够意思。为了排除我入党政审上的关卡，他们煞费苦心，化了一年多时间，找了几十位当时在安徽政坛上的新四军老同志，按1962年华东监委定的“对革命有贡献”、“人民内部矛盾”这一调子，为老爸写证明，包括滁县地委书记陈作霖、地区革委会主任涂竹西等。在确保政治风险万无一失后，终于在1974年春天解决了我的组织问题。又推荐我参加了当年大学招生的文化通考。

这次开卷考试，我总分排名地区第一。考分出来后，合工大招生组面试，内定录取合肥工大大学机械系。

但世间就是风云莫测。在我出差上海期间，有人偷偷以县里决定选拔我“以农代干”到县供销社工作为由，以他人顶替了我的入学名额。等我知道结果，大学招生已经结束了。县里领导找我谈话，两个意见：一、如果同意留下来，县里安排到县供销社当挂名副主任，主管农资供销，给工人编制，以工代干，先干着，有机会再转干；二、如果不愿留，先到供销社工作，明年大学招生优先推荐。我认为，升学被“狸猫换太子”这事干得太损，而且政策多变，夜长梦多，还是早日回城为上。曹县长说，或许地区还有候补名额，你去试试。我当即赶到滁县，把陈作霖书记堵在家里，讨要“说法”。陈书记找了地区招生办，只剩下两个技工学校名额可选：南京铁路学校和淮南化校（化工部三化建的技校），前者归铁道部，后者归燃化部。我选择了后者。

产业工人

我的这种选择完全是个人机会主义的利害导向。我想，先上学，解决回城和今后分配央企的工作，实现谋生立足的目的。有机会，再争取上大学深造，进而实现“工转仕”这一跳。对择机实现第二跳，我当时信心满满。因为我当时已经深知“熟人社会”的厉害关系。现实是，“人和”这个因素，关键时往往比“苦干”更重要。恰好，淮南市委书记丁继哲，化三建党委副书记武江，都是父母故旧；化校的蔡校长，是原北京化工学院的教务长，下放干部，是我舅公侯祥麟文革前当石油研究院院长、党委书记时的学生。有这些故旧人脉，万一有疑难杂症，或多或少，总会有点照应。

淮南化校有三个专业：车工、焊工、铆工。铆工专业性最强，常用平面几何，制图放样。我分在铆工二班。第一年当班长，第二年当校学生会主席。入学后，有了良好的学习空间。我对理工科没兴趣，主要精力放在阅读文、史、哲书籍上。当时已有些“供批判”用的内部参考书可读。一类是苏联小说，如《落角》、《多雪的冬天》类；一类是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、《二战启示录》及尼克松、田中角荣、戴高乐、朱可夫、艾森豪威尔、麦克阿瑟、蒙哥马利等名人传记。在校期间，我结识了原淮南二中的一帮干部子女，有管小毛、管小岚兄妹，吴小矛、潘小弟、陈丽娜、王珉等，我们常聚在一起聊天。淮南二中是安徽中学的名校，“十八大”出了四个中央委员。比合肥八中还多两个。已被“双规”的前吉林省委书记王珉也是其中之一。

淮南有三大王牌企业，淮南煤矿、淮南化肥厂、燃化部“三化建”。“三化建”是央企，有２万多员工。武江，原是副书记、总经理，文革初期被打倒，饱受批斗、毒打、屈辱。1968年5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，被秘密关押至长丰县麻疯病院遭刑讯逼供。武江夫人李亦民阿姨急了，跑到合肥找到省军管会主任、省委书记李德生求救。武江是山西武乡县人，1938年参加八路军，随“二野”南下大别山，渡江时在李德生那个师当机要科长。李德生下令“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”，令12军张季伦副军长、淮南军管会主任，坐镇寻人。查了一个多星期，才找到人。武江当时已被打碎四条肋骨，一条腿也瘸了，内脏出血，危在旦夕。李德生下令连夜开军车送到上海瑞金医院抢救，才死里逃生。“九大”以后，武江被解放出来，复任“化三建”党委副书记。

我那时常去他家蹭饭聊天，和老爷子夫妇结成忘年交。他家住淮南化肥厂宿舍区，田家庵区泉山安化村15号楼2单元3层。他的楼下一层，住着被疏散到淮南“软禁”的“刘少奇叛徒集团”主犯，前中组部部长安子文，由儿子安民陪着他。安老爷子很低调，又被“监禁”，不准出远门，只是偶尔悄悄出来散散步。倒是武江有胆，常去陪安老爷子下盘棋，聊点闲天。为政治避嫌，有时也让我陪着去，怕万一有小人发难，有我好作证之意。除了安民常住陪同，我也见过安黎去看老爷子。

1976年8月，我化校毕业后分配到燃化部三化建安庆石化基建指挥部，参加引进法国的成套30万吨炼油和化肥设备的安装项目。“化三建”为燃化部直属重化一级企业，施工期间在野外干活，居住条件非常简陋、艰苦。我们住在油毛毡和毛竹搭的简易工棚里，冬寒夏暑，多蝇多蚊多蛇。不过待遇特别好。二级重工月工资38·5元，加上野外驻勤补助、暑季施工补助、冬季施工补助、夜班补助、加班补助，最高月收入可达120多元，比当时部队营级干部的工资还高。这么一比，心情很舒畅。工地伙食相对不错，品种多，价格便宜，24小时开餐。蔬菜5分一份、荤菜1毛一份、炖鱼炖肉也就2毛一份。两份就盛满一大饭盒。

我在化三建当工人

淮南人性格单纯豪爽，工人们下班后，天天在一起，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接着打牌，消磨时间。我吃肉喝酒，但不打牌，有空看看书，心底里上大学的梦想之星还在闪烁。施工时，每道工序都有法国专家指导。我们用粉笔计算，他们用小型计算器复算，方式差别很大。化三建的中老年技术骨干，是从东北原日资企业调来的，在日本人手下学过艺，手艺很好。有次，一辆重型卡车的大轴被撞得扭曲成麻花了，机修队有位老技工，三锤砸下去就还原了，精准、简捷，法国人惊叹不已，我更自愧远远不如。

安庆是鱼米之乡，大江、河流、湖泊、山地、平原，生物丰富多样。那时的农贸市场开始繁荣，食材丰富便宜，野生桂鱼、大螃蟹、甲鱼一般1元2斤，普通野杂鱼1元5斤。那么多廉价美味的已逝岁月，令人回味至今。但那里夏天酷热难熬。城里的居民，晚上都在街巷上搭铺歇凉睡觉。男人短裤赤身，女人短裤背心。我们进出城这是必经之路，我们的工人们戏称为“肉林路上奶头山”。

1968年~1978年，整整十年，我沉浸在基层的江湖中摸爬滚打，先后在南汇、嘉山、来安三处农村插队，在淮南、安庆两处城市学习、工作，经历过风雨，也见过彩虹。我政治上曾深深受到父母被整肃的牵连，也大大沾过父母“革命人脉”的光。与许许多多同样付出不懈努力，同样经历艰苦磨难，但最终未能挣脱阶层屏障的同代人相比，我能实现入党、回城、进央企、上大学、转干的“五级跳”，属于逆袭成功的极少数幸运儿，真是天大侥幸。我只能感谢上苍眷顾、祖宗德佑。

经历过文革的“老三届”为什么成为当代的特殊群体？这一群体的特殊共性，究竟应怎么定义？我的定义是，在文革特殊历史条件下，经历过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残酷洗礼，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艰苦磨练，被剥夺了继续受教育机会的“老三届”群体中，一大批人自觉冲破文化蒙昧的桎梏，以自学形式尽可能地学习吸收中外文明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，也将对个人命运转变的思考与对国家、社会命运转变的思考紧密相联。

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觉悟者，历经磨难、卧薪尝胆、坚忍不拔，从而在文革结束后，有能力顺势而为，承担起复兴中华文明、促进变革、阻击文革复燃的历史重任，成为了继往开来、避免中华精英断代的一代中坚。

蔡晓鹏之页

摘选自蔡晓鹏口述《布衣春秋》，本号获许可分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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